大学期间做过的那些心理研究——是在认识世界，也是在了解自己
以下文章来源于认识韦尔斯利Wellesley ，作者认识韦尔斯利
作者：认识韦尔斯利
转载：认识韦尔斯利Wellesley
在Wellesley的三年间，我也做了三份正式的研究工作。虽然有些研究只用了一个暑期，有些却历经三年，课题也横跨发展、社会、认知心理学，但是每项研究都促使我不仅更了解了“人”，更重要的是也更了解了自己，了解了自己要研究什么、并且如何去做。
大部分本科生都是多变的。希拉里在2017年的Wellesley毕业致辞里提到，“你们有些人大学期间可能换了三个专业和六个发型”（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些人就是自己”系列啊）。据我观察，大部分人确实如此，普遍本科期间都会换几个爱好、社团、男朋友、宿舍楼、理想……所以，对于未来“研究方向”这么遥远和看似虚无缥缈的事情，我相信大部分立志进入学术圈的本科新生也都会有几分的不确定。
看样子希拉里本科确实换了几个发型
我刚进入Wellesley的时候，只知道我喜欢小孩儿，想研究儿童心理学。可是，因为专业要求和课程安排这些阴差阳错的原因，我第一学期没能修成发展心理学，只修了一门心理学的统计课和一门亚裔美国人心理学。为了弥补我的遗憾，我还申请了去Wellesley的Child Study Center去当Student Teacher（学生助教）。
作为一所每年只招不到600人的文理学院，Wellesley的心理学科研资源可以说是非常的完善了。Wellesley的Child Study Center（CSC）由心理系于1913年创建，除了是一所实验幼儿园、服务于近百名2至5岁的幼儿和他们的家庭，它还是Wellesley心理系最重要的教育基地之一。每年，都会有数百名Wellesley学生至此观察各年龄段的幼儿、设计实验并且收集数据或者像我一样做Student Teacher，边和孩子玩儿边了解四五岁的孩童平时都在想些什么。
建立初期的CSC
除了Wellesley，我唯一知道的学校心理系自带实验幼儿园的大学就只有全美心理学排名第一的斯坦福大学了。斯坦福的Bing Nursery School比Wellesley的CSC晚成立五十多年——著名的棉花糖实验就是在Bing完成的。毕业后，我在斯坦福心理系工作了近两年，也在Bing完成了几项不太著名的心理实验。：）
言归正传，我在Wellesley CSC工作的一年更加确定了我要投身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决心，至少帮我先把“研究方向”缩小至此。CSC和心理系的“互惠”关系，也让我第一次对发展心理学在现实生活中强大的应用性刮目相看。CSC给心理系提供了一份多样的儿童数据样本，而心理系给CSC提供了最新的发展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成果。在正式“入职”以前，我就学会了很多由研究得出的育儿小窍门——比如说，因为幼儿园年龄段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正向的指挥，所以尽量不要用否定句式（e.g., “Don’t run!”），而是要用直接的命令（e.g., “Slow down!”）。还有，每间教室，看似常见的儿童家具和玩具，其实摆放也都是有讲究的——比孩子身体大太多的椅子和桌子会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不受欢迎；长长的过道如果没有蜿蜒和阻碍就会无形地鼓励孩子们在室内快跑。幼儿园时期也是孩子开始对“群体”、“性别”、“刻板印象”这些概念敏感的时期，所以作为教育者尽量不要有意标识孩子们的性别——要称呼他们为“Children”而不是“Boys and Girls”。
同时，我还在上我的亚裔美国人心理课。这门课的教授——我们私下都亲切的称他为“老陈”——当时是一位初到Wellesley的新教授。他博士期间研究的专题就是不同族裔的家庭和环境对孩子发展的影响。他是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二代移民（父母来自台湾），但他本科毕业后在上海生活和工作了七八年。这七八年间的生活让他开始对“文化”对于儿童成长的影响感兴趣。作为一个从小穿梭于中国和北美之间的人，我当时也立刻被他的研究课题吸引住，申请去他的实验室做研究助理。
我在老陈的实验室工作了足足三年。这三年间，我（以及我的小伙伴E）基本上见证了实验室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学习了很多研究方法，像是如何招募被试、从头创建一个实验室的被试库——当时，我们需要特定招募小学年龄段的、在美国出生的、父母在中国出生的孩子，所以就需要有技巧地选择招募被试的地点。我们发现周围有一所教会每周日会开中文课，于是就和其他研究助理在周日时去找那些接送孩子上中文课的家长聊，看他们当中有没有符合实验被试要求的家庭。每次做完一组家庭的实验，我们也会请求家长推荐他们认识的其他家长朋友——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滚雪球般地填满了我们的被试库，让我们在短短两年时间就招募了三四百个符合条件的移民家庭来参加我们的研究项目。
我们当时做的研究项目叫做Family Development Project，旨在研究华裔移民家庭的健康和发展。比如说，移民长短和移民时收到多少支持会怎样影响移民家庭孩子的适应情况？又比如说，很多华裔移民家长在移民初期都会需要和孩子分离一段时间，把孩子放在国内由祖父母照顾——这样的分离会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由非父母的人担任监护人会对孩子的教育和学习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比如说，很多移民家庭里父母的母语一直是中文，而孩子的母语则会是英文——如果父母和孩子的第一语言不同，两方另一语言的水平又有限，这会对他们之间的沟通以及他们的亲子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在NPR（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也被报道过；这些被送回中国养的孩子被称为“卫星宝宝”
在老陈实验室的学习与工作，让我愈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孤独的活着，更没有任何一名孩子是自主的长大的。
孩子所在家庭的文化背景会影响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和文化理念；孩子父母的一系列决定可能直接影响他们一辈子的人生轨迹；孩子所居住城市和国家的教育政策会替他们选择他们应该去哪所小学和中学；他们父母的收入情况也会影响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学什么、住在哪里……早上学校老师的心情可能会决定他们是被严厉的批评还是温柔的教导；电视里一句“男儿有泪不轻弹”可能决定他们选择怎样宣泄自己的情绪；同桌父母对同桌的教育可能决定他们是被接受还是被霸凌；甚至上学过马路时一位司机的精神状态都能决定今天孩子是去学校还是医院。
没有人可以替父母或者这些和孩子息息相关的政客、老师、媒体、同学做任何决定；但是，好的研究——尤其是好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让他们知道，成年人的行为会如何波及每一名孩子，以此帮助他们做更负责任的决定。
心理学里Bronfenbrenner著名的理论讲述环境如何影响孩子的发展
在老陈的实验室工作了一年以后，我在MIT上了一门幼儿认知发展的课，之后又加入了这门课的教授——S教授——的实验室做研究助理。
为什么我之前说Wellesley的科研资源真的非常完善——且不说学校本身自带的资源，Wellesley的学生还可以随便去（当然还需要教授同意）MIT参加UROP（Undergraduate Research Opportunities Program；本科生研究机会项目）。
在MIT，我了解了一所研究性大学的实验室是如何运作的（有PI、博士后、博士生、Lab Manager、RA等等），也瞥到了一眼PhD学生的生活和工作是怎样的。在Wellesley，因为只有本科生和教授，自然带我们做研究的都是教授本人。虽然能得到教授亲自带着我们做科研的机会，但是难免有些方面会参与度小一些。比如说，本科生一般很少有机会能参与到设计实验的环节。在MIT，一般我们领域的UROP都会被分配给一名博士生或者博士后，然后由那名博士生或者博士后直接负责她的研究工作。因此，不仅能通过平常聊天真正接触到PhD的真实生活，更有机会参与到科研项目的方方面面。
S教授和她实验室带我的博士姐姐都是研究婴幼儿的认知发展的。她们的研究让我意识到，固然环境对孩子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但是这些小婴儿也不是“吃素的”——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准备好了要应对周围的复杂环境的。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具备的认知工具都十分强大，足以从复杂的环境中抽取对他们最重要的讯息，然后进行精准的判断和分析。
S教授实验室的研究发现，一两岁的小婴儿就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来1）辨别和区分细微差别的情绪反应（例如看到好吃的东西的“Mmm!”和可爱的东西的“Aww!”）；2）判断不一样的人达成目标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且以此判断谁的能力更强；3）通过不一样的失败情境（例如只有自己失败还是自己和其他人均失败）来分析失败原因（是自己还是环境的问题）。每一项研究都让我不禁感叹，小小的婴儿有些方面真的比最先进的AI还要“聪明”——也只有通过了解人类最基础的认知和学习能力，才能更精准的把握是什么让人类与其他动物和机器不同。
在和老陈和S教授做研究的过程中，我也逐渐反思：正是因为孩子儿时的认知和学习能力十分强大，对环境中信息的捕捉又十分敏感，所以他们周围的环境才会对他们的发展有如此重大的影响，我们才更要谨慎、要对每一名儿童的成长环境负责。虽然很多成年人可能对他们幼时的事迹记忆稀疏，但这并不影响那些幼时的经历早已经改变和影响了他们的性格、行为和人生轨迹。
在升大四前的暑假，我去斯坦福参加了一项暑期实习的项目。因为大四马上要写我的Honors毕业论文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我正在头疼该如何缩小我的研究课题范围的关键时期。
在斯坦福期间，我在H教授的实验室完成了一项我特别喜欢的研究项目。H教授来自韩国，PhD是在MIT完成的，师从S教授。她大约30岁出头，但是长得却像个高中生一样，说话温柔又坚定。她极其聪明，反应也特别快，一直是我在学术圈仰望的前辈。
有一次我和她吃午饭，她聊到自己小时候三四年级的时候也被父母带到美国生活过几年时间。当时，她刚刚从韩国来到美国，觉得什么都特别新鲜。她跟我说，每个人做研究和想事情的思路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想，哇，韩国和美国好不一样啊，我们来对比一下两国的文化和教育有什么区别；但有些人就会想，哇，韩国和美国相隔这么远，但是好多事情还是一样的啊，你看这儿的小朋友也都是上课举手回答问题。她告诉我，你想问题的方式也会影响你做研究的思路。
那个暑假，我们做了一个关于四五岁儿童如何用数据来交友的实验。研究表明，人们都喜欢和自己偏好相同的人做朋友（比如说都喜欢吃火锅或者都支持勇士队或者都爱看《老友记》）。但是，不是所有和自己偏好相同的人对我们的吸引力都是完全一样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这件事情的“稀有程度”。比如说，虽然能碰到一个都喜欢吃火锅的人会令人心生亲切，但是大家都知道，很多人都爱吃火锅，所以虽然令人兴奋，但也没有那么兴奋；可是，如果自己最喜欢吃的火锅锅底是清汤锅底，那可能遇到一个和自己偏好相同的人就会非常激动了。
我们那个暑假做的研究项目就是想看幼儿园小朋友是不是也能分析不一样事情的稀有程度，以及这种分析会不会影响他们的交友选择。
这个研究经历让我逐渐清晰我真正感兴趣的一个研究方向——儿童从环境汲取的信息会如何影响他们对世界的认知？从S教授实验室的研究经历中，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儿童对于环境信息的敏感程度——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学习”他们的环境，以此来分析世界的因果关系、上下阶级、道德评判等等。同样，他们还能由此推断别人的生活和想法（就像H教授的实验里那样，每个人都会推断一件事物会有多少人喜欢）。那么，既然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和环境又那么的不同（像老陈研究里的一代移民和二代移民——即便是一家人，经历也都大不相同），我们每个人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又会如何受到童年时期经历的影响？
我前几天看了一部纪录片，叫《Park Avenue: Money, Power and the American Dream》。在纽约中央公园东侧的上东区，有一条Park Avenue，那里聚集了全世界最多的亿万富翁，平均房价高达千万美元。如果向北行驶十几分钟，进入到了Bronx，就会到达另一条Park Avenue——这里有一半的人都活在贫困中，每天挣不到40美元。纪录片的开头有一句灵魂发问：在现在的美国，能有多少Bronx这边的Park Avenue的孩子长大了能住到河对面的那条Park Avenue去？
两条Park Avenue，接近却又遥远
我想，那条横在曼岛和布朗克斯之间的河不仅代表了缺乏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也代表了不一样的对社会的认识。在布朗克斯Park Avenue长大的孩子，会觉得一个普通的美国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有多少人生活中是有困难的？而住在上东区Park Avenue的孩子，又会觉得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有时候，不同群体之间可能缺乏的不一定是理解，而是了解。所以，我也很好奇儿童时期人们对环境中不同信息的解读会如何影响每个人去了解这个世界。
能够在Wellesley的几年间一点一点靠近这个我感兴趣的研究课题是我最开心和最漫长的一项经历。Wellesley给我的资源不仅是幼儿园的实验和学习基地、与MIT的跨校合作以及大四做独立研究、写毕业论文的机会，还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让我去利用和整合这些所有的其他资源，然后自己再慢慢探索。无论你是在纠结以后是读研还是工作、学习心理还是经济、要选择哪些实习和社团、或者具体要研究什么课题，Wellesley都不会给你一个固定的答案或者模板。但是，她会张开怀抱让你去尝试她所能提供的一切，让你自己发现和选择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什么是令自己最兴奋和期待的。
后记
和孩子工作经常也会被逗乐和萌化。
有次在幼儿园推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荡秋千。两个同时推，难免后面开始手酸。后来小男孩提议可以不用推他了，我还暗自窃喜，这个小男孩还挺会照顾人。结果，小男孩说，我是想慢慢和小女孩同步节奏，这样我们就可以手牵着手一起荡秋千啦。好啦，同步好了，你可以继续推了！
有次在幼儿园有个小孩儿画完了一幅画，让旁边小孩儿点评一下。旁边小孩儿说，“嗯，你画的这个画……嗯……很尴尬！(Your picture is so awkward!）” 老师在旁边问，“某某，你知道‘尴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小孩说当然知道啦，是好看的意思，我姐姐就说我跳舞很‘尴尬’。
有次在幼儿园陪一个小孩儿玩一个大火车，一起坐在里面，然后我假装是开火车的，要送他回家。“开”了一阵以后我说，“某某，快下车吧，我们到你家啦！”结果小孩儿拉着我的袖子说，“那你去哪里呀？”我说我要继续开火车啊，还有其他乘客呢。小孩儿点点头下了火车，跑了几步，但是很快又转头跑回来。“那我邀请你来我家作客可以吗？”
当然，孩子这么可爱，遇到很多父母也非常幽默。
有次在儿童博物馆招募儿童被试，征得父母同意后，我们按照要求都必须确认父母是孩子的亲生父母（这样才有权力同意孩子参加我们的实验）。“请问你们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吗？”孩子妈妈肯定地点了点头，孩子爸爸却调皮的耸了耸肩——“反正我太太是这么和我说的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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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同学，2017年以最高拉丁荣誉（Summa Cum Laude）毕业于Wellesley，主修心理，辅修数学，今年秋天就是一枚崭新的心理学PhD学生了。原载：认识韦尔斯利Wellesley。本文经授权转载，版权归属作者/原载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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